2019年青海法检系统招录考试《申论》真题
材料1
小思卫校毕业后，恰巧家乡西部某省元阳县招乡村医生，“家里人觉得乡村医生可以干到老、有保障，就让我报名了”。但工作后，小思发现家人的想象和现实相距甚远：“你不干这个行业，怎么会知道其中的苦？”
“一个输液，9元诊疗费，肌注7元，卖药6元。公共卫生服务要跋山涉水到村民家里服务，不知道要付出多少辛劳。然后，什么保障都没有，以后养老都是一个大问题。”小思说，“付出和收入不成比例，如果能考上乡下的编制或者二级以上医院的合同制，自然是不愿意干乡村医生的。”
1985年出生的李玉也觉得做乡村医生“没多大干头儿”。初中毕业后，李玉在外打了十几年工，“也没混出什么名堂”。“2014年，我们省搞了个乡村医生本土化培养的项目，想培养一些本地年轻人去当乡村医生。第二年，我就去了。”
在省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读了两年书，在县医院实习一年之后，2018年1月1日，李玉正式跟镇卫生院签订了《政府购买村卫生室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协议书（试行）》。
经过村里的同意，镇卫生院把李玉分配到了如今工作的某村，负责公共卫生服务（除去妇幼保健工作外）等14项工作内容。“精准扶贫里的健康扶贫也由我们乡村医生负责，我一个人负责两个村2200人。”
李玉说他每天骑着摩托车、带着血压计，挨家挨户地往扶贫对象家里跑。“说实话，我自己感觉没做什么事情，但就是很忙”，而且“重复的工作特别多，建档立卡户的表格反反复复改”。
材料2
41岁的李长发是某自治县小宝塔乡山城村一名乡村医生。他学过中西医，常见病都能看，最怕的是病人用药后出现不良反应。
一位姓陈的村民来看病，青霉素皮试表现正常。用了青霉素后，患者感到不舒服，接着出现昏迷。李长发估计他属于皮试假阳性，这是头一次碰上麻烦，当时心里很紧张。他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赶紧给病人用急救针。20多分钟后，病人苏醒了。李长发长出一口气，感觉浑身瘫软无力，因为刚才抢救时太紧张了。他说，情况紧急，病人不能随便转移，只能就地抢救。万一不行，就请乡卫生院医生来抢救，再不行就打120，到县里抢救。
邻县高场镇65岁的村医陈家新也遇到这样类似的情况。村里一位阿婆身体不舒服，体温正常，血压偏高。她感觉吃药不顶事，想挂点水。陈家新只是加了点糖盐水、VC、VB6等，也没加什么药物。结果输了一半，老太太就说不清话了，赶紧送到区人民医院抢救。当天抢救就没事了，阿婆回到家中，第二天竟然去世了。让陈家新不爽的是，患者家属来卫生所闹，经过村民委员会调解，陈家新赔了6000元。在陈家新的记忆中，还有一次，几乎让他难以忘怀。那是一个雨夜，一位张姓村民的妻子不明原因昏迷不醒，陈家新冒着大雨和村民走田坎路，几乎是一路走一路摔跤来到村民家中，在出诊回家的路上还被蛇咬了，幸好穿的是高筒胶鞋，才避免了受伤。想起这些往事，陈家新一脸的无可奈何。
材料3
3月20日下午，记者在某乡镇卫生院遇到了村民李大龙，因妻子胃部不适，他骑电动车带妻子来看病。“村里倒是有卫生室，但医生年纪太大了，不敢找他看！”李大龙坦言，村民们现在有什么不适，基本都不去村卫生室了。“老医生自己走路都有点摇晃，怎么放心叫他看病呢？”
在李大龙所在村的村卫生室，68岁的村医李民告诉记者，他从医已经48年了，经验还算丰富。本来看些小病没问题，但随着年龄增大，身体每况愈下，很多时候觉得力不从心。“现在眼睛不太好，也没法给患者打针，每天只能坐在屋里给人开点口服药。”李民叹着气说，“我提了很多次要退休，可我要是退了，就没人补上了。去年，邻村儿就有个干了30多年的老村医因为心脏病住院，村卫生室只能关门。”
“乡村医生资格相对较为容易取得，大部分村医都有；但要获得国家承认的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就需要相当的专业水平和学习能力了。”李民说，特别是像我一样年纪大一点的村医，就更寥寥无几，附近一带其他的村医，拿到这个资格证的并不多。
材料4
2018年毕业求职时，省内某医科大学应届毕业生小孙一度想报名参加某市事业编制社区医生的考试。可一听说要捧上这个“事业编”的“饭碗”，必须先到设在农村的卫生服务站工作满5年时，这个兴冲冲而来的小伙子连报名表都没填，扭头就走了。
“当村医？想都没想过。”来自农村家庭的小孙表示，村里诊疗条件差，晋升和发展潜力都很小。“试想一下，当和我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同学们在正规医院获得锻炼机会的时候，我作为村医，却只能每天把时间用在给村民看常见病和做健康档案上——5年后专业水平肯定是天壤之别。”
招聘单位刘主任说：“目前医学毕业生不愿意选择到农村当村医，是出于多种因素综合考虑的结果”，“一个学医的大学毕业生肯定会考虑自己的职业前景问题，他也要成长、要进步，还有成家、甚至以后子女受教育等等，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刘主任单位所在县目前共有300个村卫生室，2017年，30个偏远村村医外出打工后，这三个村就成了“村医空白村”。相关部门一直在为这3个村卫生室招聘村医，但由于村卫生室位置偏僻、人口少、收入不高，几年来仍无人应聘。
“最近3年来，全县才招到了5名村医，绝大部分不到一年就走了。”说起缺人遭遇的尴尬，该县卫生计生局一位副局长无奈地表示，县里每年都在招村医，但鲜有人问津。
材料5
“我到底是农民还是医生？”71岁的村医路政文带着疑问至今还在村卫生室坚守着。这个初中毕业后就到村里当卫生员的老人，已经超期服役了6年。
“一旦退休，就只能和普通农民一样每月领六七十块钱的养老补助。”在牛飞村卫生室，路政文正在给两名和自己差不多年纪的老人量血压。或许是长期从医的缘故，老村医身体硬朗。和45年前穿着粗布衣裳行医不同，他如今更喜欢穿着白大褂给村民看病，衣服洗得干干净净，高大的身材把白大褂撑得有棱有角。
上世纪70年代，初中毕业的路政文成了村里的“最高学历”，在县卫校接受短期培训后，他成为了一名“赤脚医生”。当时，正处“赤脚医生”的鼎盛时期，能够背起药箱行走乡间，几乎和参军当兵一样光荣。“那个年代，只有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才能当‘赤脚医生’。”1970年的国庆节，挎着医药包的“赤脚医生”方队走过天安门接受了国家领导人检阅。
“地位不比村干部低，靠行医挣工分，每月还有几元钱的补助。”说起最风光的那段经历，老人眉梢带笑。
对于路政文的情况，今年年初，一个医疗公号这么写道，“说他们是医生，人事编制还不认可；说他们不是医生，还穿着白大褂，背着出诊箱，从事着卫生主管部门安排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说是农民呢，又有自己的土地，但他们走村串户为农民健康服务；说是个体户，却又在使用国家基本药物，不以盈利为目的。”